▲“航天四老”

左起：黄纬禄、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

2月12日，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科院资深院士任新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2岁。

任新民与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一起，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随着“四老”中最后一位任新民的离世，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第一代创始人的他们将在天堂重聚。任老的离去，也让我们不禁缅怀先辈，寄托哀思。

任新民 中国航天的“总总师”

青年任新民，有一腔热血。他曾于1935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有机会参加抗日斗争，他转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抗日战争中，手持落后武器装备的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飞机大炮的场景深深刺激了任新民。

1944年，他被公派美国留学，并在4年后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以及美国布法罗大学的执教机会。执教还不到一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任新民毅然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不久，任新民就成为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要他赶去北京。原来，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成立，急需一批专家。陈赓接见了他，希望他能够参与学院的成立工作。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后，任新民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于当年10月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纳入麾下，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从此，任新民的一生便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任新民到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测绘仿制。

谁知在导弹研制的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清楚地记得，1960年11月5日，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20世纪70年代，国家制定了当时航天事业发展的三项重点任务（“三抓”），即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成功将“东方红二号”送入地球同步轨道，意味着“三抓”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卫星通信工程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任新民参加了载人飞船的全部立项论证工作，并担任方案评审组组长。

1999年11月20日，任新民赶赴酒泉，为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出航送行……2003年10月15日，88岁高龄的他再赴酒泉，目送“神舟五号”飞船将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他像与自己相伴了大半生的火箭助推器一样，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

在国庆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两弹一星”元勋颁奖大会上，任新民获得了功勋奖章。

“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任新民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生动地践行着这样的承诺。

屠守锷 “长征二号”总设计师

顶着无数光环和头衔的屠守锷，最初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动力，却是动荡旧中国的一段屈辱历史。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恰逢日军轰炸上海。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他立志：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

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去了工作，历时40余天，辗转回到祖国。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屠守锷的新岗位，是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第一枚导弹搞得最艰难。”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还是继续？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外援，屠守锷和同事们自行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屠守锷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了全部研制工作。1975年11月，“长征二号”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轨道。但随着我国太空探索脚步的加快，运载能力1.8吨的“长征二号”已经力不从心了。屠守锷提出了高速度、少投入地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并首次将“长征二号”丙火箭作为芯级，捆绑了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比“长征二号”丙火箭提高约3倍。这个火箭的型号被定名为“长征二号”E火箭，也就是后来国人耳熟能详的“长二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专家说，屠守锷的眼光绝对超前。“翻开上世纪90年代‘长二捆’刚刚发射成功时欧美报章的评论就可知悉。”法国《世界报》称它“令人生畏”，美国报刊赞其“世界先进”，还有科技评论称：由此中国火箭地位提升至“第三”。

黄纬禄 用生命写就“导弹人生”

1916年12月，黄纬禄生于安徽芜湖，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47年获伦敦大学无线电硕士学位。时值抗日战争时期，黄纬禄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当即回国，并抱定“科学救国”志向，一开始在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从事相关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导弹研制从仿制开始起步。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给中国导弹科研工作造成无法想象的困难。黄纬禄与同事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

从此，黄纬禄和同事们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纪律，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自力更生、刻苦攻坚、脚踏实地、默默奉献，开始了导弹研制的艰辛历程。

作为导弹“中枢神经”——控制系统负责人，黄纬禄要确保导弹的“头脑”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都保持“清醒”，能够准确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和轨迹。他和研制团队的同事们付出巨大心血，突破和掌握了大量导弹知识与技术，他们向世人证明，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造出导弹来！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圆满成功，翻开中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两弹结合试验震惊世界。

短短10年，黄纬禄及其领导的团队便走过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创新之路，实现中国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使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达到新的水平，取得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进步。

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黄纬禄临危受命，出任中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也由此产生重大转变：从液体火箭转向固体火箭、从地地火箭转向潜地火箭、从控制系统走向火箭总体。

他率领“巨浪一号”年轻的研制团队，向困难发起挑战，克服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诸多困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大量各类试验验证，反复修正设计，终于取得中国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12日，渤海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刺蓝天……中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研制试验的成功再次震惊世界，标志着中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梁守槃 中国海防导弹之父

梁守槃，1916年生于福建福州，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1937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38年8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获硕士学位。1940年2月至1942年8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梁守槃是中国第一任海防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海防导弹之父”。

中国导弹事业初创，梁守槃作为中国航天10个研究室之一的发动机室主任，领受了仿制苏式某型导弹的任务。担任总设计师的梁守槃深知仿制意义重大，必须一丝不苟。但在与国外专家的合作中，他又深深感到，不动脑筋的全盘照搬，不仅学不到真技术，还会被人牵住鼻子，甚至在关键时刻被人卡住脖子。

中国人不能只会“模仿秀”，一定要创新属于自己的东西。从这个思路出发，梁守槃除要求设计人员按图纸消化技术外，还向他们提出了“反设计”要求：就是按照已知的技术指标进行设计计算，然后将自己设计的结果与导弹实物相比较，以此验证自己的设计是否正确。这样，在完成仿制任务后，就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

这种“反设计”的思路，时间不长便收到了效果，当外国专家撤走，所有援助断绝时，中国航天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时期，一天也没有耽误前进的步伐。

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和以后多次的导弹发射试验，都是在大西北的一个发射场进行的。按说，这应是曾担任我国第一枚导弹总设计师的梁守槃常去的地方，但40多年里，他只去过一次。

这倒不是梁守槃遗憾的事。他觉得遗憾的事，一是有一个低空超音速导弹研制成了，因种种原因未装备部队；二是某型导弹在取得初步成功时被勒令下马。当被问到他最感欣慰的事是什么？梁守槃说是自己亲自参加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初创，并在艰难曲折中使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为国防现代化做了一点贡献。建国50周年阅兵式上，他亲眼目睹了更先进的导弹通过天安门。那是后来人的功绩，应该感谢他们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前进的车轮。

梁老84岁高龄时仍然担任着航天高级技术顾问，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见到的是他伏案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推导着一个又一个外行人极难看明白，又显得令人枯燥乏味的公式。然而，那数字连着数字、符号连着符号的公式，在他的眼里并不枯燥。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叫老骥伏枥。人老了，能追回的东西不多，我就想在有生之年多为航天做点事。”（文章来源于网络）